香港科技大學博士。註冊中醫(針灸)。浮針二段。曾任《信報》、《Capital》專欄作家。曾兼教於中大專業進修學院、中大中醫學院、中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、香港道教學院、國際道聯會等。影視專輯見於RTHK《健康新文化》、《修行》、《功夫傳奇》、《道通天地》、《講東講西》。

 

2003年發表 -- 17. 道家解決問題的智慧

    老子講萬物之道從而帶出聖人之道,莊子要人明白生命從而超越生命的桎梏。兩位道家至聖都談及理想人生,都由現實開始,把心靈放射到無邊的宇宙之外。我們讀老莊,好像讀到從現實困境跳躍到理想人生的一種解脫之道。前賢的智慧,可真能歷久不衰,放諸於四海而皆準。

    現代人薰習於西方文明的巨浪之中,陶醉於物質主義和亨樂主義而不自知。誠然,西方文化有其優越性,科技及資訊的發達,及其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增加日用生活的物資應用,相對於中國源遠流長在形而上的發展,在現實的環境講求效益的大前提下,形而下發展的優勢絕對是當時得令。問題是,西方文明建立在物質性的、外在生命的事象上,對於生命內在的價值和理想,缺乏了一種認同和實踐;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中國文化中尋找,才能得到適當的化解和探究的空間。中國道家的智慧就具備了這個有關形上形下貫通的能力,使物質性的生命達至與道同體的生命理想。

    現實人生的確充滿挫折和不如意,為什麼有這種不如意感呢?這種感覺根源於「欲」。老子說:「常無欲以觀其妙,常有欲以觀其徼。」其實,「欲」本身無所謂對錯,老子不排斥「欲」的存在;相反,他覺得「無欲」與「有欲」要同時存在,以達到「玄」的合理並合於自然的組合,他說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,同謂之玄,玄之又玄,眾妙之門。」人有欲才能發展出人類的文明,只是,人也同時「縱慾」,過份了,便出現問題。影響最直接的,就是當「慾念」未能滿足時,人便產生內在的困苦。

    為了化解這個過多的「欲」,失了「玄性」平衡的「欲」,老子才叫人「無欲」,才要求「少私寡欲」。當人面對那充滿誘惑的現實,在起慾念之前,是否能做到「常無欲」呢?消除了慾念,回復無欲的狀態,順任自然,再無煩惱。

    莊子呢?莊子要超脫現實困境,奔向自由。當我們的心靈達到形上層次,原來的種種限制與煩惱,就不再是限制、不再是煩惱,被現實所困擾的心靈就獲得了自由。在莊子的眼裡,一切煩惱皆由心做,這個有煩惱的所謂「我」,只不過是一個形體軀殼,煩惱隨軀殼而起,如果我們能做到「離形去知」,無了形軀,堵塞起念,形如槁木,心如死灰,現實的困擾便成功地得到化解。

    不過,我們遇到困難,是很難跳出情感這一關的。煩惱由心做,化解也得由心始。我們很難想像,當自己在種種困惑與苦惱時,叫心昇華到「無欲」之境,或者可以當自己「形如槁木」。莊子在其妻子逝世之時,仍可以「盆鼓而歌」,在一般生活在情感世界的凡人來說,是很難做到的,但莊子卻做到了。可是,在一般人的眼中,可能對莊子這種行為,批評為無情無義的冷血動物,然而,莊子只是超越而已,他把現實中一切煩惱作出超越,擺脫困擾,追求心靈上、形而上的自由。這個工夫是非常難做的。老莊的理想世界,是聖人、至人及神人;他們的心,不是一個個體的私心,而是公心、無心之心。老莊提醒我們,現實與理想之間,存在一個修心的工夫;老莊就提出這個工夫給我們來化解一切苦惱。

    道家對問題的解決方法,是採取對自我心靈作出調和並且昇華的一種根源性的方法。值得注意的是,西方人解決問題的方法,往往從改變外物及外在環境著手,針對對象從而消滅產生困擾的對象。中西文化對解決問題雖然各施各法,很奇怪,往外消解對象的方法,只會導致「有欲」的心靈更向外物追索渴求;不斷的改變外物來滿足心靈,是永無止境的。近代儒學大師梁漱溟認為,中、西、印有三種各自不同的處世態度。西方人喜歡向前看,遇到問題會向前下手,以改變外在世界、改造環境來解決問題。印度人則會向後取消問題,如果人生有苦難,要消除苦難,就要把生命取消來達到離苦的目的。中國人則向旁邊看,是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角度,將自己作適當的調整來化解問題。如果就三種態度作比較,似乎中國人的方法在消解問題的處理上,是治本的。西方人是治標的。印度人是逃避的。老莊把心靈作出調整、超越,除了化解問題的效用外,它也是一種藝術境界,是消融主客、內外、心物的心靈藝術,這完全呈現出中國道家的處世智慧。

    過去,中國人站在形而上的視點觀照事物,對形而下的科學及制度上的構想有所忽略。近幾百年的轉型,為中國人在物質生活帶來豐富的效益,這個轉型,無疑是把形而上的定位拉下來,可是,物質文明卻未能帶來真正的、心靈上的幸福愉快;生活上的困擾,不比古代物資貧乏和生活素質低劣的古人來得輕鬆。中國人在解決生活條件的同時,是否仍須保留形上的傳統,既「有欲以觀其徼」,亦能「無欲以觀其妙」,就是中國人往後數百年作出的調整,心與物共同在「玄」性的運動機制中發展下去,道蒞天下,光華滿地,才是人類真正快樂幸福之期。

(完)

本文作者:袁康就

此文刊載於《香港信善玄宮》2003年特刊,第54-55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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